秋天的阳光很亮，也很长，洒落在一座梧桐树掩映的四层小楼上。小楼的门口屹立着高大挺拔的雪松，门廊下放着一架小型的精功航空LE300直升机，螺旋桨上悬挂着一排有些褪色的彩旗，还未进门，就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时间气息。而这座小楼就是浙商博物馆，自2013年成立以来就被誉为“天下浙商的精神家园”。
浙商博物馆
步入展厅就能看见浙商远祖——也是中国民间崇拜的“文财神”范蠡的浮雕像，旁边还有“千年商脉”四个大字，透过各种照片和工商业活动实物，让人清楚地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浙商们的风采。
“近代工商业刚起步的时候，好多行业的首创都是浙商踩出的第一个脚印，可以说近代工商业浙商是探路人。”浙商博物馆馆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省首批重点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轶清教授说道。作为“提出浙商概念第一人”，多年来他致力于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和实践，成为了无数浙商的同行者和引路人。在浙商博物馆四楼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正忙于公务，朴实又低调，让人很难和众多报道里那个名声在外的专家学者联系到一起。
“为什么浙商在每一个时期都能抢占先机？”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后，杨轶清又说道：“浙江，尤其是杭州，有条件而且应该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大脑。”
这像是确证的答案，也像是未来的探索。
马爸爸or宗董？
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爬坡过坎、转型升级、动能转换、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访谈一开始，杨轶清就国内当前的经济大环境直言道。他认为近些年因为疫情防控、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政策等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也呈现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宏观层面，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市场饱和，新的增长动能还不稳定；微观层面，企业的生产组织和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了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面对这样复杂的环境，企业若想从工业经济时代走向数字化，需要的就不仅仅只是技术或软硬件的改变，而是整个体系的变革。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旨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202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成为了新时代的引擎。
“要想长成一棵树，得有阳光雨露、土壤、种子等几大要素，对数字经济而言，阳光雨露就是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政策支持——这一点已经够了；种子就是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等各类人才，其中企业家是最关键的；土壤相当于企业既有的生产方式和观念文化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良土壤是必须的，也是不容易的。就好比工业经济是水泥地摆花盆，数字经济是种草坪。你首先得改造水泥地，否则没法种花种草，就是这个道理。”
杨轶清教授
在杨轶清看来，传统企业若想走向数字化，单单引进技术、软硬件、人才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企业自上而下地改变理念，从企业文化、管理理念到决策体系都要适应数字化的发展。现在很多传统企业对数字化的理解还是不全面，有些甚至认为数字化就是互联网+或者信息化，其实是整个系统的变革。
“娃哈哈的员工见到宗庆后董事长毕恭毕敬，都恭恭敬敬地称呼‘宗董’或‘宗总’。”阿里巴巴小伙伴见了马云可以没大没小，你喊马老师，Jack Ma，风清扬都可以。”杨轶清以这两位浙商领袖的称呼为例，进一步解释道，数字经济和工业经济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数字经济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平等的氛围，它不是基于等级或者权威发展起来的。
杨轶清认为，国内数字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把市场主体、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各方面的积极性都激发出来。
“现在国内的数字经济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推动的，企业应该先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构建数字化的组织文化，完善整个体系，真正地发挥出数字化的效率。”
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博弈
“过去社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肌肉力时代，人力和畜力；二是以内燃机为代表的机械力时代；三是电力时代。现在是第四个阶段，算力时代。”杨轶清特别强调，算力就是以大数据为基础，把一切信息数据化，超越了传统的结构化数据。
那么算力时代，该怎么定义“数字经济”？
如果说工业经济是电线，那么数字经济就是网线。凡是可以数据化储存、表达、传播或者再创造的，都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可以把具象的变成抽象的，有形的变成无形的，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难点和痛点。传统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短时间内甚至会增加成本，增加经营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杨轶清以蘑菇街、有赞等上市企业近些年股票暴跌为例，指出它们“成也资本，败也资本”。按照资本市场的评判标准，企业不但要有清晰的商业模式，还要每年都有符合预期的快速增长，这很可能导致企业急功近利，或者短期目标压力迫使公司无法按照正常规律或节奏发展。
“现在大家都在比速度，数字经济也没有办法和主流趋势抗衡，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数字经济企业也不会有机会，这是矛盾所在。”也正是因为如此，现在一部分企业在数字化的过程当中，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陷入了数字产业化的误区。
“数字产业化目前看来机会很多，但成功的概率很小，创业者要重点关注产业数字化。怎么样让传统产业更加便捷高效，最好在数字化过程中重塑整个产业链，这是最重要的。”杨轶清认为真正数字化的企业，不仅要在生产经营中用好数字化、智能化，还需要赋能产业链的上下游。
“数字经济要从需求出发，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提升效率，甚至再造产业链。”杨轶清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平缓，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认真地说道：“数字经济既要循序渐进，又要分轻重缓急，不能齐头并进，比如简单又容易出效果的可以先做，让大家树立起信心。”
为什么只有杭州能出阿里巴巴？
杭州应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大脑
“浙江人的特点就是吃苦耐劳、肯动脑筋，对市场变化很敏锐。”说到浙商，杨轶清平缓的语速才有了起伏，一改先前的严肃，微笑了起来。
1999年，当互联网刚萌发稚嫩的小芽时，马云就带领着后来被称为“十八罗汉”的那群人，在杭州自家客厅里创立了阿里巴巴最早的B2B业务。这么些年来，互联网发展的每一步都没有落下，每一个转弯都没有搞错方向，阿里巴巴才有了今天的商业版图。
“为什么北京没有阿里巴巴，上海也没有，就杭州有？”杨轶清耐人寻味地微微一笑，继续道：“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义乌，全球最大的网上市场在杭州，一个是摆地摊，一个开网店，看起来天壤之别，其实精神内涵是一模一样的。阿里和义乌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们都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小的力量，相信普通人的力量。”
在杨轶清看来，尽管义乌和阿里巴巴的技术模式、行业形态都不一样，但它们的内涵却是相同的。义乌做的是小商品，阿里巴巴最初是小网店。都是从小开始，不设门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等的体现。
“中国区域经济各地差异很大，不可能每个地方都一模一样，必然有些地方是躯干，有些地方是手脚，浙江就要理直气壮地争取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大脑。”杨轶清如数家珍地列举了杭州的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头部企业，以及像任正非、杨元庆、陈天桥这样祖籍在浙江的企业家们，继续道：“浙商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整体实力是非常突出的，浙江有能力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大脑。”
青年浙商参观浙商博物馆
早在2017年，浙江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数字经济就已经成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名片”；今年1月28日召开浙江“新春第一会”，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又在大会上强调，要以更大的力度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在政府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下，如今作为“数字经济”高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浙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杭州在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路上高歌猛进。
访谈持续了两个小时，杨轶清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不时地举例佐证，深入浅出，就像他平时在大学授课一样耐心。这也是来自他一线的践行经验、真知灼见。多年来，他持续见证、助力浙商的发展，尤其是对青年浙商关心呵护有加，通过支持“浙商青云榜”等活动，持续陪跑和引导他们拥抱变化、升级发展。
访谈结束后，重新参观了一遍浙商博物馆，再看展厅中陈列的每一件实物，又有了不同的感受。历史的长河滚滚而去，不会等待任何人；一辈一辈优秀的浙商，干在实处、勇立潮头，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而更多的浙商，则秉承着企业家精神，正在开拓新的未来。（图文：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新经济研究专委会 吴敏 卢恩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