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引领下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伦理的重塑

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在翻译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翻译伦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以思政教育为引领，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伦理的重塑路径。研究表明，在“技术－伦理”协同框架下，通过强化译者主体性、构建人机协同的质量标准、坚守国家文化安全底线、创新伦理教育模式，能够有效引导翻译人才在技术浪潮中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伦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正深刻重塑着全球语言服务格局与翻译实践生态。然而，技术赋能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伦理挑战：翻译主体的责任模糊、机器翻译的文化失语、数据隐私的泄露风险、算法模型的价值偏见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智能共生时代，确保技术应用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坚守文化安全底线、维护职业伦理规范，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在此背景下，思政引领作为涵养译者职业理想、强化价值判断、塑造伦理意识的重要途径，其意义愈发凸显。思政教育关乎翻译人才的职业伦理、文化立场和社会责任紧密相连［1］。将思政元素融入翻译伦理建设，能够引导译者在人机协同中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在技术应用中保持批判性思维，在跨文化交流中坚定文化自信，从而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

1．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伦理的现实挑战

1．1译者主体性消解与角色重构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深刻改变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传统角色和主体地位。国际译联（FIT）于2025年10月发布的《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立场文件》系统阐述了机器翻译技术革新、适用边界、译者角色转型等内容，旨在应对生成式AI对翻译行业的深远影响［2］。翻译模式的转变虽提升效率，但也导致了译者对技术工具的过度依赖，甚至出现思维惰性和判断力退化。在“译后编辑”、“人机协同”等新型工作模式中，译者往往从决策主体转变为辅助角色，其主体性和创造性面临被技术稀释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黑箱特性使得翻译过程变得不透明，译者难以理解和解释机器的决策逻辑，从而削弱了其对翻译结果的掌控能力和责任意识。第七届《外国语》翻译研究高层论坛与会专家指出，在智能共生时代，必须防范技术异化导致的语言和思维能力退化与数据霸权，对人工智能模式化、同一化、均质化和简约性的知识和文学生产保持警醒。这种主体性的消解不仅关乎职业身份认同，更直接影响到翻译质量和伦理责任的承担。

1．2质量评估标准失范与问责困境

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质量评估面临新的伦理挑战。一方面，机器翻译的流畅性往往掩盖了其准确性的不足，特别是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的传达；另一方面，传统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估标准难以适应人机协同的复杂过程。国际译联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立场文件》中提出了“专业验证翻译”与“未验证翻译”两个重要的质量标签，为消费者快速判断翻译质量提供依据。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细化的评估指标和明确的问责机制，这一标准尚未能有效解决质量评估的困境。

在文学翻译、广告翻译等创造性领域，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尤为明显。王东风、郑体武教授等学者强调，人工智能难以复现文学的音乐性与诗性体验，文学的体认仍需人类的创造和领悟。机器翻译无法胜任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工作，缺乏真正的文化理解和价值判断，如何确立合理的质量期望，如何划分人与机器的责任边界，以及机器翻译的风险评估都成为伦理治理的难点。

1．3数据安全与意识形态风险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离不开海量数据的支持，不仅涉及个人隐私保护，更关乎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互联网＋”背景下，机器翻译系统的训练数据可能包含大量敏感信息，一旦泄露或滥用，将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翻译技术教育伦理中存在师生数据隐私泄露、技术研发人员隐瞒部分数据等问题［3］，这反映了数据安全治理的紧迫性。人工智能不仅具有鲜明的技术属性和产业属性，同时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4］。机器翻译系统如果在训练数据或算法设计中隐含价值偏见，就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在国际传播领域，机器翻译对政治术语、文化概念的误译或曲解，可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的构建。

1．4文化失语与民族身份模糊

人工智能对翻译伦理的调整提出了另一个根本性挑战，即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张力。翻译的本质远非单纯的符码转换，而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实践与文明赓续活动。然而，人工智能的运作逻辑建立在数据的规模化处理与模式的概率性匹配之上，这种机制内在地倾向于削平文化差异，将丰富多元的地方性知识压缩为可计算的标准化输出，从而导致翻译活动面临“文化贴现”与“内涵真空化”的伦理困境。算法对表层语义的归约，造成文化内核的“创造性背叛”与文化独特性的消解，导致深层“文化失语”，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阐释与意义再生，这将导致跨文化对话停留在表面，危及文明多样性的存续与发展。人工智能的“去个性化”不仅削弱了译者的声音，弱化了译者“文化阐释者”与“文明守护者”角色，也模糊了翻译主体的民族身份。

2．翻译伦理的重塑路径

2．1重塑翻译伦理的基本原则

翻译伦理重塑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人类译者在人机协同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目标。二是公平公正原则，关注技术应用中的算法偏见、文化歧视等问题，通过技术治理和伦理规范促进翻译服务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三是文化传承原则，翻译活动是文明赓续的桥梁，应通过技术赋能增强而非削弱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身份认同。四是责任可溯原则，建立清晰的问责机制，确保翻译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的伦理可控性。五是安全可控原则，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范，切实维护数据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2．2建立标准与监管协同的伦理治理框架

面对人工智能翻译的伦理挑战，需要构建标准引领、监管保障的协同治理框架。首先，应加快翻译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为伦理治理提供技术依据。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机器翻译伦理要求》（T／TAC 10－2024）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进展，该标准规定了机器翻译系统在设计、研发、推广及应用四个阶段的伦理准则［5］。此类标准不仅为技术研发提供规范，也为伦理评估和监管提供依据。其次，应建立健全伦理审查和算法监管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引导，树立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价值取向，加强对算法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要求，减少算法偏见和歧视，防范技术应用的伦理风险。最后，应明确责任分配和问责机制，确保伦理规范的有效执行。在人机协同的翻译模式下，需要清晰界定译者、技术开发方、平台运营方等多元主体的责任边界。对于不同的翻译产品和服务，应根据其应用场景和风险等级，建立分类分级的责任体系。

2．3搭建翻译伦理素养的培育框架

在思政引领背景下，构建涵盖价值素养、技术素养、批判素养和传播素养的系统化四维翻译伦理素养培育框架，是回应新时代翻译人才伦理教育需求的重要路径。价值素养聚焦于家国情怀、文化自信、职业理想与社会责任的塑造；技术素养涵盖工具使用、算法思维、数据意识与风险防控能力；批判素养强调价值判断、伦理决策、边界意识与责任担当；传播素养注重中国叙事能力、文化转译水平、全球视野与跨文化对话素养。各素养维度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共同构成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的育人体系，为培养具有高度伦理自觉与文化使命感的翻译人才提供系统支持。

2．4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伦理共治格局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伦理的塑造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努力。首先，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激励，制定翻译技术伦理指南，设立伦理审查和认证机构，为行业提供规范和指导，营造有利于伦理建设的制度环境。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其次，应发挥行业组织的自治作用和桥梁纽带功能。中国翻译协会等专业机构应继续加强标准制定、行业自律和伦理监督，通过发布行业规范、组织伦理培训、开展认证评估等方式，提升全行业的伦理水平。同时，积极搭建产学研用合作平台，促进各方在翻译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协作。再者，应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技术开发方和使用方自觉遵循伦理规范。机器翻译研发企业应建立内部伦理审查机制，在产品设计、数据训练、算法优化等环节充分考量伦理因素；语言服务企业应加强员工伦理培训，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服务过程的伦理合规。此外，高校应发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优势，加强翻译伦理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为行业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须涵养译者主体精神、强化价值判断、塑造伦理意识的重要途径，为技术时代的翻译伦理建设提供深层动力。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将不断演进，新的伦理问题也会持续涌现。翻译伦理建设需要保持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品格，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和丰富其内涵与形式。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速构建的背景下，中国应充分发挥思政教育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翻译伦理标准制定，为全球翻译伦理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技术变革大潮中坚守人文内核，推动文明互鉴，实现翻译教育和技术发展的善治与善为。

基金项目：202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社会翻译学视域下明传奇戏曲《牡丹亭》英译研究（22YY02）；2021年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规划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能力构建研究（YY21102）；2023年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数智时代基于语言服务产业的MTI翻译技术教学靶向研究（NGYJG－2023－007）

（作者：邹斯彧，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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