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更须铸魂：数智时代“大思政课”的价值坚守与实践进路
发布时间：2026-01-29 11:01:34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孙玥在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变革，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已成为教育创新的关键路径。各类沉浸式体验、个性化推送、智能交互应用蓬勃发展。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教学形态。然而，当技术的光环愈发耀眼时，一个根本性的追问显得尤为重要：在拥抱技术浪潮的同时，如何确保“大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不偏移？这不仅是教育技术的应用问题，更是关乎教育本质的价值命题。
一、价值锚点：超越工具理性的育人本质
1．1技术的双刃剑效应
数智技术为“大思政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虚拟现实技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学生可以“亲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工智能助教能够提供24小时在线的答疑解惑；大数据分析则让教师精准掌握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这些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教学的吸引力、互动性和精准性，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然而，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当教育者对技术产生过度依赖时，一种“工具理性”的倾向可能悄然滋生——过度关注技术的“有用性”（如何做得更好），而忽视了教育的“目的性”（为何而做）。这种倾向可能表现为：将教学资源的数字化堆砌等同于教育质量的提升，将学生点击率和在线时长作为衡量育人成效的主要指标，或在追求技术呈现“炫酷”效果时，忽视了思想内容的深度挖掘。
1．2价值理性的核心地位
“大思政课”的根本使命在于“立德树人”，其核心价值旨归包含四个维度：政治引导之魂，即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价值塑造之本，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启迪之要，即提升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格养成之基，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精神成长。
与侧重手段和效率的“工具理性”不同，“价值理性”关注的是行为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在数智赋能“大思政课”的过程中，价值理性应当居于统领地位。这意味着，技术的选择、应用和评价，都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实现上述价值目标为根本标准。技术的“器”与“术”必须服务于育人的“道”，任何脱离价值引领的技术应用都可能偏离教育的初心。
1．3辩证统一的实践要求
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是数智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关键。这种统一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种“以道驭术”的深度融合。它要求在具体教育实践中，自觉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价值先行原则。在引入或开发任何数智技术前，必须首先进行教育价值契合度评估，确保其底层逻辑与运行机制服务于思政育人目标，从源头上避免技术应用的盲目性。
二是坚持人机协同理念。必须明确教师在育人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与主体作用，技术应定位于支撑性的“智能助手”，旨在拓展而非替代教师的价值引导、情感关怀与思想启迪功能，形成优势互补的育人合力。
三是坚持内容为本导向。所有技术手段的运用，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思想内容的有效传达与价值意义的深度生成。应警惕形式对内容的遮蔽，确保技术始终作为深化理论认知、强化价值认同的“桥梁”与“催化剂”。
二、现实镜鉴：数智赋能中的潜在风险辨析
2．1数据化可能带来的认知简化风险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对学生学习行为的量化分析成为可能。然而，将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简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学生的价值观形成是一个内隐、长期且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次沉默的沉思、一场心灵的触动，往往无法通过点击率或在线时长来体现。过度依赖数据画像，可能导致教师忽视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教育瞬间，也可能会使学生陷入“为数据而学习”的误区。
更值得关注的是，基于历史数据的行为预测可能带来的“预判标签”效应。当系统根据学生过往行为预测其“思想风险倾向”时，可能会在不自觉中给学生贴上标签，这种标签一旦形成，就可能影响教育者对学生发展的客观判断，也可能限制学生自我突破的空间。
2．2个性化可能引发的视野窄化风险
推荐算法通过分析用户偏好提供个性化内容，极大提升了信息获取效率。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这种“精准投喂”模式可能需要谨慎对待。价值观的塑造需要在多元观点的比较、碰撞和鉴别中完成，真理越辩越明。如果算法持续推送符合学生已有偏好的同质化内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局限学生的信息视野，限制学生接触多元观点的机会，也不利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此外，算法的设计本身也并非价值中立。开发者的价值预设、训练数据的内在偏差，都可能被编码进推荐逻辑中。这就要求我们在应用个性化推荐技术时，必须建立相应的价值审核与纠偏机制，确保技术应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
2．3虚拟化可能伴随的情感弱化风险
虚拟现实、数字模拟等技术创造了沉浸式学习体验，极大拓展了教学时空。然而，当虚拟交互部分替代真实人际互动时，情感传递的丰富性和深度可能受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是情感与情感的共鸣。师生之间一个肯定的眼神、同学之间一次激烈的辩论，这些实时、多维的情感互动是虚拟技术难以完全复制的。
当前，一些学校开始尝试通过面部识别、语音分析等技术监测学生课堂情绪状态。这类技术应用需特别注意伦理边界，避免将人类丰富细腻的情感状态简单归类，更要防止技术监控对师生信任关系的潜在损害。真正有效的教育关怀，始终建立在人与人真实相遇、真诚相待的基础上。
2．4技术化可能导致的内容遮蔽风险
为吸引“数字原住民”一代，许多教师积极探索各种新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适度的技术呈现能够增强课堂吸引力，但若重心偏移，可能产生“形式大于内容”的风险。当教学设计的主要精力从“如何讲透理论”转向“如何炫酷呈现”时，技术的华丽外衣可能反而遮蔽思想内容的深度。一堂思政课结束后，学生记住的是炫目的特效，还是深刻的理论，这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数字资源的便捷获取可能使一些教师陷入“资源堆砌”的教学模式，将不同来源的视频、图文简单聚合，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价值逻辑主线。技术的“加法”不应替代教学的“艺术”——那基于学情分析、内容转化和思想升华的创造性劳动。
三、路径探索：价值引领下的数智融合新范式
3．1构建价值先行的设计框架
在技术应用于“大思政课”的初始阶段，就应建立系统的价值评估机制。这一机制应当包括：
一是“价值影响预评估”，在引入或开发任何数智教学工具前，组织教育专家、技术工程师和伦理学者共同评估其潜在影响。评估内容应涵盖：该技术的算法逻辑是否有利于开放多元的思想交流？交互设计是促进深度思考还是鼓励浅层浏览？数据应用是否尊重学生隐私并避免不当标签？
二是“核心价值观编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技术设计原则。例如，在推荐算法中设置“多元平衡”规则进行价值观领导，确保学生在接触主流观点的同时，也能在教师引导下理性了解相关讨论；在虚拟仿真场景中，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融入叙事逻辑，确保历史再现的科学性和价值观的正确性。
3．2重塑人机协同的教学生态
在数智时代，教师角色不是被技术替代，而是需要转型升级。教师应当成为“价值导航师”“情感联结者”和“思想启迪者”，专注于那些技术无法替代的核心工作：在信息洪流中提供价值导航、在虚拟体验后引导意义生成、在数据之外给予人文关怀。
理想的教学模式应当形成“技术精准供给—学生深度体验—教师升华引领”的良性闭环。在这一闭环中，技术负责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和即时性的数据反馈；教师则基于技术提供的学情分析，组织深度研讨、价值辨析和现实问题探究，并对技术生成的内容与结论进行批判性审视和价值观把关。技术是教师育人能力的延伸，而教师始终是教学过程的灵魂。
3．3创新内容呈现的载体形态
数智技术应当成为活化内容、深化价值认同的创新载体。具体路径包括：
开发“体验－反思”型数字叙事资源。利用VR／AR技术，创设“道德两难情境”或“历史关键时刻”的沉浸式体验，让学生在高度仿真的环境中直面价值选择，随后在教师引导下进行深度反思和讨论，将感性体验升华为理性认知。技术在这里不是目的，而是创设“教育时刻”的手段。
构建“连接现实”的数字实践平台。通过数字孪生、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将国家发展成就、社会民生热点、全球治理挑战动态呈现在课堂中。例如，可以建立乡村振兴数字影像档案库，让学生直观感受山乡巨变；也可以接入“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实况数据，引导学生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这种虚实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
3．4完善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
改变以技术应用程度或数据流量为主要指标的评价倾向，建立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相匹配的综合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应注重两个结合：
一是量化数据与质性证据相结合。既要关注技术平台记录的学习行为数据，如参与度、知识掌握曲线等；也要重视反映学生价值成长的质性证据，如项目式学习报告、社会调研心得、课堂辩论中的价值陈述等。
二是过程记录与成果评估相结合。探索建立“数字思政成长档案袋”，动态记录学生思想成长轨迹。档案袋不仅收录知识学习成果，更注重收集那些能够体现学生价值认知深化、社会责任意识增强、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关键材料，如一篇观点发生实质性转变的评论，或一次体现家国情怀的实践记录。评价的重点应从“知道了什么”转向“体悟了什么、相信了什么、能够践行什么”。
四、未来展望：在技术浪潮中坚守育人初心
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的成功，不在于我们使用了多么尖端的技术，而在于这些技术是否真正服务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根本目标。
4．1把握融合的根本方向
数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应当是一场在价值灯塔指引下的技术航行。价值理性是“舵”，确保航向正确；工具理性是“桨”，提供前进动力。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技术浪潮中迷失方向，将手段误认为目的。无论技术如何演进，“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能变，思想引领、价值塑造的核心功能不能丢。
4．2探索本土的创新实践
中国的“大思政课”建设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价值目标和现实条件。在数智赋能过程中，我们应当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路径。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吸收国际教育技术发展的有益经验，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将技术应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相结合，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
4．3构建协同的育人格局
数智时代的“大思政课”建设，需要教育工作者、技术开发者、政策制定者等多方力量的协同。教育工作者需要提升数字素养，成为懂技术的教育者；技术开发者需要增强教育情怀，成为懂教育的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则需要为二者的深度合作搭建平台、提供引导。只有形成育人合力，才能真正发挥“1＋1＞2”的效应。
4．4坚守教育的本质属性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清醒认识到：教育本质上是人与人的交往，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技术可以拓展教育的广度、提高教育的效率，但无法替代教育中人的温度、情感的深度和思想的力度。最先进的技术载体，如果装载的是贫瘠的思想内容，其育人效果必然有限；最朴素的面对面交流，如果充满思想的魅力和情感的真谛，其育人效果也可能极为深远。
结语：数智时代的“大思政课”建设，既需要拥抱技术带来的机遇，也需要保持教育应有的定力。唯有将技术的脉搏紧扣育人的心跳，让创新的激情汇入价值的洪流，我们才能在数字化浪潮中筑牢思想主阵地，真正培养出心中有信仰、眼中有光芒、肩上有担当、脚下有力量的时代新人。这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在数智时代共同面临的课题，也是我们必须肩负的时代使命。
（作者：陈晓峰、程徽龙，赣西科技职业学院；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价值旨归和实现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SZZX037］、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红色家书中的长征记忆整理与价值研究”［项目编号：SZ241010］成果。）